校园丨陶海粟：挑战权威的初生牛犊（北大经济系77级的故事）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陶海粟，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毕业生，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
1973年习近平（左2）和陶海粟（右2）在陕北。据陶海粟回忆，这张照片是在延川县革委会二排的那道矮墙前拍的。左1雷平生，右1雷榕生，兄弟俩是前总参作战部长雷英夫的儿子，和习近平是八一学校的同学，在梁家河插队时同住一个窑洞。那年，三人一块进城办事，与同为北京知青、时任延川县团委书记的陶海粟留下了这张照片
原题
北大经济系77级的故事
（之一、之二）
新旧碰撞的年代
北大同学在形容1980年代在校生活时，用的最频繁的词是“激情燃烧”，但我更愿意用“新旧碰撞”。
我们77级在1978年2月入校的时候，一群理论工作者正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在密室里紧张地制造那颗后来于5月份投出的重磅炸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的“元老派”和华国锋的“文革派”的激烈斗争直到1981年即我们进入四年级时才正式终结；包产到户在我们整个上学期间都在艰难地前行，但直到我们毕业时人民公社制度也还没有宣布解体。
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在四年中目睹了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的各种新奇事物：朦胧诗、喇叭裤、迪斯科、西单墙、邓丽君的歌、李谷一的“气”、潘晓来信、伤痕文学、星星美展、校园选举……理性在祛除愚昧、现实在代替空想、多彩在驱赶单调、温馨在战胜狰狞……这一切无不在新旧碰撞中进行。
开学典礼上悬挂这毛泽东与华国锋头像
刚入校的时候，校园里还满处是毛主席的语录和“英明领袖”的画像以及大字报、大标语，用一位当时的学生的话说，“像是一个还来不及洒扫庭院迎接新客人的主人”。在经济系的迎新会上，我们班的两个同学朗诵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并用豪迈的声音喊出“我们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
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大学生就是大学生，还有什么谁的不谁的，但在那个凡是领导人就必然英明的年代，对于唱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长大的我们，谁也不会觉得这么说有什么别扭之处。不想这句话引起了当时还在校的75、76级同学的不满，在校园里贴出了很多大字报，争论谁才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
坦率地讲，刚刚告别十年动乱的文科老师们，还来不及写出（也缺乏素材来写出）适应新时代新思想的课本，用的还是“十七年”时期甚至文革时期的教材。我记得我在修西方经济学这门广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时，课程的名字叫“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老师每讲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原理，都要随之进行一番批判，然后再讲下一个原理，把人家的理论弄得支离破碎，难以连贯。
喇叭裤、吉他和校园歌曲
在讲“社会主义经济学”这门课时，充满着“三个兼顾”、“四大平衡”等政策性语言，学术味道极为欠缺。在论证一个道理时，有一个很通用的公式：“必要性+可能性=必然性”，比如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经济有快速发展的必要性；社会主义解放了生产力，有快速发展的可能性；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会快速发展。这种三段论的论证方式，被反复地运用在不同的论题上，听多了味同嚼蜡。
最尴尬的是教党史的老师，整个党史课是围绕着“十一次路线斗争”来展开的，当时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都还没得到公正的重新评价，但学术界已经在发出各种各样的不同声音，可老师又不能擅自修改教材，所以授课过程中不时地出现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挑战，老师自己只好跟大家说，他也不一定同意教材的说法，但只能这么讲。
同学们在校期间的郊游活动
当然老师们也在努力。我们系的厉以宁、萧灼基等老师当时接触外面的学术界和现实经济政策问题较多，经常能给我们带回来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一次萧老师给我们讲价格机制在商品经济中作用时，讲了他在一个工厂调查听到的故事：过去用厉行节约的道德说教的办法号召工人们把用过的水泥袋回收起来，但效果甚微，造成很大浪费，后来谁回收一个袋子给谁五分钱，结果一个水泥袋也不会浪费了。
拿我们学生自己来说，77级的学生当时普遍被认为是来自基层的精英，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刚刚走出那个荒谬的年代，在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上，都难免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
比如二年级时修闵庆全老师的会计课，这是一个非常严谨、负责的老师，他的课的内容也是实用性强，片汤话少的，但是因为在期中考试时出的题有些难，引起了部分同学的不满，便征集签名后写了大字报贴到系里（当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革“四大”还未被上面取缔）。用这种旧式的方法来对待一个敬业的老师是非常不公正的，我当时是支书，虽然自己没有签名，但也未设法劝阻，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不安。
我的同学们
有人说77级的学生是一届空前绝后的大学生，的确如此。我们经济系77级的两个班，入校时年龄最大的张文祥31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郭京平18岁。换句话说，张文祥高中毕业时，郭京平幼儿园还未毕业。全年级80个同学， 只有一个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的人上学前都是厂矿职工、机关干部、现役军人、中小学教师或下乡知青，大家带着满脸的“沧桑”聚到了一起。
同学中不少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在基层摸爬滚打，与数理化久违了十年，加之报名之后只有一个来月的复习时间，又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大多经历了一个点灯熬油、悬梁刺股的拼命阶段。例如焦天立说，他用了十二天自学了全部高中数学，那些日子夜里睡梦中都在背数学公式和做题。易纲那时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高考当天早上4点钟爬起来，和大师傅一起给大伙儿做了饭之后才去赶考。
1978年的那个春天，人民刚刚从噩梦中醒来。从刚刚打开一个缝隙的国门望出去，人们惊异地发现，原来我们准备去拯救的、人民受苦受难的西方世界，竟然早已和我们拉开了一个难忘其项背的距离。荒废了十年学业的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到钟表那滴答滴答的逼人声音在催促着、鞭策着。
女同学们
入学后刚发下课表，看到党史和哲学等公共必修课，一些“老字辈”的同学（没有一定之规，大体上25岁以上的都被年轻一些的在姓氏之前冠以“老”字）动了心思，商量后集体向系里提出：这些东西我们早在基层时就自学过了，我们请求对我们进行测试，通过后允许我们免修这些课程。
这在当时对于习惯了按部就班教学的老师们来说，真是一件闻所未闻过的事情。不过当时我们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石世奇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支持了我们的要求，公共课教哲学的徐明老师虽然开始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对这些“特殊的”学生实行特殊的办法。后来徐明老师出了哲学考题，正式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闭券考试。部分同学果然通过了考试，得以免修这门按规定要修两个学期的课程，争取到了一些宝贵的自由时间以加快学习的脚步。
自此之后，经济系这届学生不断在各方面显示着超越常规、自主求新的特色。第一个学期结束了，大家在暑假之后返校，两个班联合召开了家乡见闻交流会，大家交流暑期中社会调查的成果，讲得有声有色。邓英淘从一进校就“神出鬼没”，经常去外系听课，对经济系自己的课程，从不追求高分，勉强及格了就行。“追随”他去外系听课的，还有徐笑波、徐未曼等。
学舞
学友创办《学友》刊物
入校后刚第二个学期，虽然我们的经济学功底还乏善可陈，但这些早在基层有过长期磨练、又密切关注着国事的同学们，感到有话想说，想“指点江山”。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经商量之后决定办一个年级同学自己的经济学刊物，取名为《学友》，第二个学年一开学就创刊了。一开始是油印，大家在文革中印传单的手艺派上了用场，后来从第三期开始得到系里支持，改为打印。全年级80个同学基本上都以各种形式参与了《学友》的工作。
吴稼祥是我们班级的诗人，写了创刊号“编者的话”；李少民在部队时就是画家了，自然做了美工。从创刊到1981年毕业前把《学友》出版工作交付给78级，全年级共有六十多人次在这个刊物上发稿。有丘小雄比较债券发行的利弊得失、刘海林分析法律调整经济的有效性、石小敏对“按劳分配”的质疑、张炜率北大学生代表团赴日考察的观感、易纲三年级时赴美留学前对“思想解放”的思考、王敏和刘玉香对苏联经济的看法，等等。
何小锋探讨劳务价值的文章和毕井泉调查农业增收增支的文章后来还分别被《经济研究》和《经济科学》采用。除了这两篇外，经济七七级同学在校期间写的文章曾先后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毕业前最后一年，几个同学还应商务印书馆的约，翻译出版了一本《当代十二个经济学家》。
挑战权威的初生牛犊
最令我感到值得称道的是，在我们经济77级这么个小小的群体中，在校期间居然同时冒出了两个各自挑战马克思《资本论》的同学：何小锋和石小敏。北大那时还保持着一点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遗风，官僚气也还不是那么浓，加之1980年代初社会上思想解放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校内思想和学术是相当活跃的。但是对于马克思理论这种量级的体系，还是照抄照转、阐发诠释的居多，鲜有不同声音发出。因此何、石二人的观点是受到不小的压力和阻力的。
何小锋挑战的是“劳务不创造价值”的说法。他在一次听了厉以宁教授关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讲座后，感到我们在政治经济学课堂上学到的只有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流通和服务劳动都不创造价值的说法与第三产业日益发达的现实不相适应。于是潜心钻研，写出了“劳务价值初探”的论文，在提交给系里主办的《经济科学》杂志后，虽然陈岱孙老先生给以了善意的指导，但最终还是未被接受。
后来小峰又把文章投到当时经济学界最权威的杂志《经济研究》，经领导批示“原样发表，供讨论用”，随后得以发表。发表后反响很大，褒贬不一。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双周座谈会上，所长孙冶方点名批评了何小锋。小峰在会后对孙老说：感谢批评但坚持观点。孙老也是很大度的，对小峰说：“我点名批评你不是压制你，我们是平等的，你也可以点名反驳我。”孙老的话表现了一个理论大家的风度，也反映出当时理论界相对宽松的氛围。
在写毕业论文时小峰仍然沿用了这个题目，但系里指定的一位最熟悉《资本论》的老师却拒绝做小峰的指导老师，临阵换了另一位老师。围绕这事，最后还有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在全系师生欢送77级毕业的大会上，一位老师突然站起来严肃地说：“这届毕业生中有人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这话都知道是指小峰，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厉以宁老师站起来说：“有些年轻人虽然人微言轻，但是他的话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但有些大人物的话十年后无人记得。”这话给小峰解了围。
石小敏研究的也是劳动价值论问题，他的观点是：劳动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生产力的其它要素如资本、土地和技术也在价值形成过程中起了作用。他的观点比何小锋的观点更具敏感性和挑战性，因此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毕业论文险些过不了关。
这两个年轻人的观点不管有什么不完善之处，都是他们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且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对待他们，孙冶方老先生对小峰说的，平等讨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而不是设置禁区，完全不允许人进入。这是非常令人钦佩和欣慰的态度。
作为社会精英预备队的高等学府的莘莘学子，如果只能人云亦云，唯师、唯上、唯本本，国家怎么能有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马克思本人就是独立思考的典范，我相信，他如果有在天之灵，对这两个年轻人的挑战，会报以赞许的微笑而不是皱眉。
毕业三十多年后的聚会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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